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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配天:东洋沉思录-墙外楼

  日本的正式国名是什么?

  给你几个例子,你猜猜。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本人民共和国?日本民主主义共和国?大日本人民民主共和国?

  都错了。So damn simple.

  日本国。

  是啊,它就叫日本。古来如此,源远流长,一直叫日本。经历了南北朝,战国时代,德川幕府,明治维新,它还是叫日本。

  日本这个名字,是与吴国、楚国、齐国同侪的地方国名。可惜这些国家都早已灰飞烟灭了,所有的邦国都被格式化,只剩下大一统的秦朝,汉朝,明朝,清朝。只有日本孤悬海外,保存了这个国名。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中国古典政治实体的活化石。它保留了周天下的虚君制度,明治维新之前还维持了相当程度的封建体系,就是那一堆萨摩山口加贺尾张信浓金泽之类的藩国,幕府将军天高皇帝远,地方武士世世代代服务于一个藩主(脱离领主的武士被蔑称为浪人)。

  这种真正的“分封建制”维持了地方共同体的凝聚力,并且武士和职人的世袭制度提供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让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充满确定感,不会渴望社会的动荡颠覆。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就是当年的藩主效忠制的改头换面,日本的“匠人精神”也来自于世代传承同一职业的安身立命感。(如果你今天是歌舞伎,明天是寿司师傅,你就不会成为市川海老藏或小野二郎)

  对比一下中国的“城头变幻大王旗”,日本稳定得惊人。之所以“城头变幻大王旗”,是因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所以敢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因为当朝的“王侯将相”,的确都没那个“种”。你不也是靠枪杆子上台的吗?你能靠枪杆子,难道我不能靠?人人都这样想,社会就永无宁日。朝代更迭,不断重蹈覆辙。

  严格说来,包括秦始皇在内的皇帝全部是僭主。秦作为西戎侵入华夏腹地,把凤凰彩票官网具有周天子授予的合法性的齐楚燕赵魏韩灭国,跟希特勒吞并捷克奥地利波兰有何区别。自封为皇帝,奄有天下,已经是僭越行为。但是其时已经无人反抗,也做足了登基仪式,也算建立了新的法统。

  从秦到汉,就已经是暴力革命。楚人起兵是想复国,恢复多国体制,中止秦朝的格式化。刘邦作为投机者摘了桃子,重新建立起秦政框架的汉朝,相当于第二个秦朝。复国主义者——也就是封建主义者——不甘罢休,再次掀起七国之乱,被汉景帝残酷剿灭后,格式化已经无法阻挡。

  僭主的节操也是每况愈下。

  汉的建立好歹有个刘邦的“汉王”基础。汉到魏,还算体面地使用“禅让”的远古规则,把“皇帝”头衔禅让给魏王曹丕。魏到晋,也重演了禅让的桥段,魏帝禅让给晋王司马炎。晋到宋,晋帝禅让给宋王刘裕。宋到齐,齐到梁,也一样。禅让的面子是要做的,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交接也是流程的必备一环。原因很简单,接班需要法统,也就是合法性。

  华夏这一法统在梁亡时彻底毁灭了。西晋灭亡后,华夏正统蜗居江东,北方蛮族彼此争雄。本来南北朝时,双方相安无事多年了。梁武帝引入侯景自取灭亡,伟大的建康被劫掠一空。西魏军队攻入江陵之时,继位的梁元帝仰天长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满朝文武被掳往长安做奴隶后,带着少数民族雇佣军建立军政府的陈霸先,连传国玉玺都没有,居然忝然建立陈朝,充分象征着法统已断,而且僭主连门面功夫都不care了。

  北边的鲜卑政权努力模仿华夏正统,从北魏到西魏到北周到隋,不断吸收华夏政制。隋灭陈之后,由于陈本来就没有法统,所以隋的统一实际上建立起了第二个华夏法统(仰慕华夏的鲜卑人建立的新法统)。这一法统被唐所继承(隋-唐就是第二个秦-汉,前后政权只是皇族易主,体制换汤不换药),再通过五代传到宋,直到被蒙古人彻底熄灭在崖山之战。(宋基本剔除了隋唐异族政权保存的部族藩镇体制,成为一个郡县化比较彻底的吏治国家,成为秦汉体制的回光返照。)

  元、清二朝,都是典型的异族征服政权。他们不需要华夏的法统。华夏的部分只是他们多元帝国的一部分而已。(“崖山之后无中国”就是这个意思。)蒙古、西域、吐蕃、满洲的部分都维持当地部族制度,通过分封部落首领或任命宗教领袖,进行间接统治。汉人用汉人的政制习俗统治,夷人用夷人的政制习俗统治,各得其所。(这跟英国人在香港、马来和印度的统治方法是一样的。正是这种多元性和灵活性,维持了统治的低成本和有效性。)

  明是一个流民邪教军事集团建立的政权。虽然号称汉人王朝,其实对人民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严苛暴戾。元,明,清三朝,都没有任何法统,全部是暴力征服者。元和清还从部落贵族保留一些贵族性,明太祖把军功贵族杀光后,基本毁灭了贵族土壤,成为一个皇帝之下皆为刍狗的扁平体制,所有渴望荣华富贵的人必然结党向唯一的权力中心——皇帝——求宠,所以就有了阉党和东林党的惨烈斗争。

  到了清朝,不仅有皇权跟平民的权力差,还有满人和汉人的民族差。作为征服者,满人不需要你的支持背书,更不会对你有“国人”“子民”这样看字面就透出的亲密感。

  为什么士大夫看中法统?因为法统的传递需要一系列仪式,这些仪式是通过士大夫传承的,就像刘裕代晋立宋时,还得请到顶级门阀王家谢家来交接玉玺。如果一个政权不需要法统,那士大夫显然就disposable了。从贵族到门阀到士大夫,越来越disposable,其实是一个封建制衡力量不断下降,皇权不断加强,自由不断泯灭的过程。

  到了清朝灭亡的时刻,中国不仅没有法统,连皇统都没有了。一个地方邦国早已被格式化、汉人贵族早已被消灭、只剩下【满洲贵族】和【汉人平民】的国度,把前者划掉后,那就只剩下后者——一个亿万屌丝之国。除了地主乡绅和资本家,还有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大多数国民都是无产者。这种国度给communism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后来的历史路径,基本已经注定。剩下的只是偶然选中的名字和事件而已。

  日本的幸运也许就在于,海洋天堑隔离了大陆层出不穷的强权入侵。元朝舰队被“神风”消灭、蒙古侵日失败,丰臣秀吉侵韩失败、没有入主神州,这两个关键事件把日本的历史跟大陆割裂开来,让日本获得了独立的发展轨迹。

  日本相当于齐国这样的邦国延续至今,而且在这个小邦国内部发展出了一个小华夏体系。天皇相当于周天子,是国民凝聚力内核和国体的象征,专注于祭祀和文艺(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替代了传统文艺,昭和天皇和平成天皇都是卓越的生物学家),把政权委托给职业政治家(以前是幕府,现在是内阁)。明治维新之前,地方大名就相当于春秋时的齐公晋公宋公秦公,各自领有一方土地,拥有充分的自治权。虽然德川幕府要求大名每年在江户住上半年以防造反,但大名的藩国势力固若金汤。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小华夏体系”保护着地方独立性,才会出现萨长土肥(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个藩国)的倒幕运动。(辛亥革命就相当于一场发源于蜀、爆发于楚的“倒幕运动”)后来的明治政府将幕府和大名的权力全部收归天皇(其实就是收归中央政府),“废藩置县”加上“废刀令”,实际上是一系列非常暴烈的集权和郡县化行为,取消了大量传统权益,极大损伤了武士利益,所以引发了习惯封建自治的地方武士的群起反抗,这也是大久保利通当年的革命战友西乡隆盛起义挑战明治政府(西南战争)的起因。

  西乡失败自裁,日本的集权化再无阻碍,这就注定了百年后的战争噩梦。

  从倒幕运动到明治政权,从辛亥革命到国民政府,二者是类似的集权化过程。二者都注定了国家走向军国化。由于没有多元势力制衡,一旦中央权力被控制,就可以随时发动可怕的群众运动,并最终通向惨烈的战争绞肉机。蒋控制的民国,军部控制的日本,mao控制的people’s republic,都是血淋淋的见证。

  二战失败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明治维新造成的集权化体系,尤其是削弱了天皇和军部的地位,通过文职政府和地方选举进行了民主化改革。这场战争对于日本而言,也许是因祸得福。以前为了迅速富国强兵不得不进行中央集权,并在泛亚主义理念下以白人为假想敌。如今这两个历史积弊都被美国摈除了,第一,民主改革,第二,融入国际。日本政制就像学徒赶工造出的宝剑被师傅重新打磨了一遍,去芜存菁,终成一代名器。

  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是符合保守主义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保留了天皇制和神道教。可想而知,如果天皇被废黜,神道教被夷除,整个国体的神圣性将荡然无存,加上之前明治时代的集权化已经极大消灭了地方贵族(旧大名+明治功臣组成的“华族”的存在感已经很弱了),日本社会将同大陆一样屌丝化,成为commuism的温床。

  保守主义为什么弥足珍贵,就是因为它重视法统延续,让社会有文化政治遗产可守,并且尊重了既得利益群体,避免颠覆一切的格式化悲剧。任何格式化行为,虽然可以造成一时的平等,但必然导致激进思想的蔓延,让国家成为从未被历史检验过的乌托邦理想的试验场。因为这种试验,只有在所有传统都被废弃、所有stakeholders都被消灭的不毛之地,才有可能开展。近代中国就是例证。

  一个传统得到保护的社会,一定是利益各方犬牙交错的。因为他们都有历史权益,谁也没有消灭谁,各自拥有自己的地盘,通过长期争斗博弈,地盘时大时小,甚至保留了很多暧昧地带。正是在这样彼此制衡的情况下,才可能保存难能可贵的自由。因为所谓自由,就是任何人无法剥夺其他人自然权利的状态。如果没有保卫自己权利的实力,自由是无从谈起的。

  在自由的状态下,不平等是一个自然结果。因为自然规则下,资源天赋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政经地位的不平等。在一个有机的社会中,不平等虽然存在,但在彼此博弈中一定会形成一个让所有人接受的体制,并最终实现一个稳态。这个稳态中,有不平等,也有对不平等的补偿机制。追求绝对平等,除非将社会格式化,从而实现强制平等。但这样一种平等,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悲剧,因为现在的你连最基本的权利都要从格式化你的人那里乞讨。

  谁会渴望这样一种结局呢?只有没有历史权益的无产者。无产者一无所有,所以渴望打烂一切。有恒产者有恒心,当他也成为有产者后,最怕的就是当年的自己。所以communist革命是不可能持续的,唯一维持革命精神的方法就是将一切国有化,从而彻底根除任何有产者诞生的土壤。但是人性是不可抗拒的,当乌托邦意识形态祛魅之后,掌握权力的人偷偷成为第一批有产者就是必然事件。接下来大众就会要求同样的权利,于是open & reform就成为必然。

  这就是一个历史的detour。这一圈detour,漫长而惨烈,最大的恶果是彻底毁灭了所有可资传承的东西。无论它是财富、体制、文化还是艺术。所有的一切都要重新播种养育。元首的登基不再有庄严的颂词和仪礼,城市的改造不再有历史的先例和法度,艺术的传承和供养被中断,世族的家教和人脉被打倒,庶民的举止没有贵族来示范,大众的道德没有宗教来规训。我们成为前文明的国民,而我们本来曾经可能实现文明。

  我们未能实现的这个文明,就在日本绽放着。

  二战战败后,日本虽然号称无条件投降,其实有一个绝不放弃的条件。

  “保留日本国体”。

  因为这个国体是经过了千年历史,辛苦繁育到现在的。

  这个国体保存了大量传统。国家法统和神圣性有皇族守护,政治经济外交有政治凤凰彩票网站世家守护,艺术和工艺传承有学徒袭名制守护,人民的衣食住行、迎生送死,都有延续至今的习俗和宗教守护。这个国体没有中断过,既没有被野心家颠覆过,也没有被入侵者毁灭过。虽然有起起落落、打打杀杀,但是基本只是小范围的权力转移,没有撼动国本。那些最神圣的东西,没有被侮辱否定过,因此人们心存敬畏,不至于变成毫无底线的虚无主义者。

  由于国家和国民的历史财富都得到了守护,每个人的既有权益都得到了尊重(在民主化和福利化后,国民权益有增无减),所以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小共同体和国家的大共同体深深热爱。

  从这样深深热爱中,才会诞生你看到的这一切:窗明几净纤尘不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敬语发达鞠躬成习,人人做好自己的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贪小便宜、不钻小空子,色情和暴力也要遵守基本法、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这一切,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文明”。

  文明需要守护,而日本人是一个善于守护的民族。

  在大陆已经不为人知的牧溪和尚,成了日本人珍爱的禅画大师;隐元禅师东渡,让临济宗的支派黄檗宗成为日本的佛教一极;朱舜水流亡日本,成为水户德川家的儒学国师,受到顶礼膜拜;中国的燕乐传入日本,成为了日本宫廷雅乐,世代传承,保留至今,我们还得到日本找回“兰陵王入阵曲”;中国的茶道传入日本,被神圣化、哲学化、艺术化,孕育出无限精妙的器物和仪式美学,反而成了日本的文化名片。

  所有被我们浪掷挥霍的文明碎片,到了日本就被捧在手心,虔诚供奉。正因为我们家大业大,所以毫不珍惜,最终一无所有;正因为他们敝帚自珍,所以反而集腋成裘,保存了文明的火种。

  去过日本的人都问:为什么日本国民素质那么高?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生活在文明之中。这文明,是自古延续至今,保存了大和民族自然神教、吸收了华夏文化和审美精华、引进了西方自由秩序和科学精神的庞大历史结晶。他们没有背叛自己的历史,始终在一个有机的、持续的、稳健的共同体中演进。除了上世纪的军国化歧途(作为明治维新时急于富国强兵的副作用),他们基本没有遭遇大陆那样的反复野蛮化。

  福泽谕吉说:“只要我的庆应义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永远站在文明世界的行列!”这句话曾让我感沛良久。日本今日的文明,是来之不易的。

  他们曾经被佩里的黑船来袭吓得不知所措,渴望攘夷而又技不如人,最终只能屈辱地打开国门,通商学艺。“全盘西化”还是“尊皇攘夷”,路线斗争导致了多次政治暗杀。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为国为民,上下求索。外来的巨大刺激最终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无数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日本开始通过集权体制迅速进行近代化改造。

  在效仿西方之余,他们也高举“和魂洋才”的大旗(中国人就说“中体西用”),坚持认为自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最终代表黄种人来挑战白种人的统治(这也直接导致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主义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致命战略)。

  他们曾经以东方文明的保守者自居,认为自己是华夏的忠实继承者,所以才会有甲午战争时向汉民族主义者套近乎的《告十八省豪杰书》:

  “……夫贵国民族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事实上,从甲午战争到侵华战争,日本高级军官和政客从来不乏对华夏文化如数家珍的中国通。他们的汉诗素养和昆曲功底可以与大陆最优秀的士人成为同侪。正因为对中国如此熟稔,他们才会有控制中国的渴望。如果他们像西方人一样对中国倍感陌生,根本都不会希望进行直接统治。

  事实上,如同当今世界一样,各国的精英阶层其实是一体的,经济文化上都有共同语言甚至共同利益,真正会陷入民族冲突的反而是底层人民。从小接受汉学训练的日本军官跟中国名士一起欣赏昆曲,世代农民、初次当兵的日本屌丝在南京进行斩首比赛,二者并存毫不意外,完全不同的两个阶层必然会有完全不同的行为表现。

  而战后羁縻于美国,被彻底民主化改造,摆脱了明治到昭和期间的历史遗毒(一是任意摆布国民的集权体制,二是模仿帝国列强的争霸意识),到现在教科书连“为了国家”这样的字眼都不能出现、升国旗都不能强制要求唱国歌,可谓在民间传统自由的基础上,又被美国人“强行”输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自由。(正如伟大的阿克顿勋爵所说:“自由是一个后天习得的特殊权利,而不是一个天生的普世权力。”)

  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学华夏学得有模有样,学西方也学得青出于蓝。今日的日本,即使是当年的老师英国人和美国人,都要对其文明叹为观止,更不用说早已野蛮化的大陆居民了。

  当大陆选择Leninism进行格式化,横扫一切“害人虫”的时刻,文明就已经尸骨无存。因为文明的守护者,就是这个文明的既得利益者。没有利益,我为什么要守护?而大陆之所以被Leninism这样的激进主义接管,是因为有可能守卫传统的stakeholders已经出逃或投诚,放弃了这片土地。stakeholders之所以放弃这片土地,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片土地的ownership意识。

  他们之所以没有ownership意识,因为他们是格式化后的土地上发芽出来的小小土豪,天下并不是他的,而是征服者的,他所能守卫的只有自己的小小乡土,现在你要他为了整个大China而承担风险,他没有这个义务。因此这个大China的存在,反而导致了“公地悲剧”(公地号称属于所有人,但由于没有落实到个人的所有权归属,所以最后没有任何人对它负责)。

  真正需要对这一“公地悲剧”负责的,就是塑造和维护这一大China的意识形态家们。曾经真正对此大China有ownership的皇族已被赶跑,所以这一大China本身已经不是确有stakeholder的有机实体,而是一个抽象设计。

  一个没有有机性的政治实体,只能依赖于抽象设计和条文训导,却无法实现真正的文明。因为文明来自于规范,规范来自于传统,传统渗透于生活。耳濡目染邻里间、父母间、上下级间的行为规范,比《思想道德》课本或“八荣八耻”考试,更能造就一个文明人。

  日本当然有自己的问题。比如它公德的压抑性,私德的虚伪性,等级制的僵化,福利制的黑洞,老一辈与年轻人的精神断层,等等。但是在这一切之上,它始终是一个文明国度。

  文明的本质是“德”。

  “德”的原意不是现在狭隘的“道德”,而是“顺应自然规律而行”。天行有常,万物自有规律,自然诞生秩序。尊重自然,尊重传统,保守可贵的文化遗产,呵护delicate的自由秩序——这就是德。在此基础上,当然会孕育丰富的道德,也会催生繁荣的国度。

  周公说的“以德配天”,可谓文明国家的同义词。

  一个不遵守规则、不尊重他人、无视历史传统、漠视利益群体的国家,“德”将安在?文明何来?

  日本街头是看不到什么共享单车的。我看原因很简单,路面作为公共财产,任何企业和个人都无权在未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下将无数单车任意停放。可以想象,一堆小黄车小红车一夜之间堆放到东京的地铁出口,将会激发日本人何其巨大的惊骇和震怒。这也是为什么,所有“商业创新”都更可能在大陆这样格式化过的土地上进行,因为基本不用考虑补偿各种受损的利益群体。

  电子商务狂飙突进,淘宝店主和剁手族都喜笑颜开,但没有人记得被彻底排挤出市场的传统门店,他们的利益无人在乎。这些人可能会失业,可能会破产,可能会去借高利贷,可能会去炒房。这一切又可能反过来影响经济和社会,最终增加你其他方面的成本。没有无辜者,也没有无关者。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一只巴西的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在北美掀起飓风。只是我们往往不愿思考太深。

  保守传统但变革缓慢、抛弃传统但飞速变革,孰好孰坏?我想,只能留待历史给出答案。但作为我个人而言,我愿意牺牲所谓的“便利性”,来保存整洁美观的市容,也尊重公地或私地业主的神圣权益。

  只有每个人都做出这样类似的选择,只有每个人都怀着对“我”之外的利益群体的尊重,“德”才会建立,文明才会得到守护。

  这样你就不会再看到地铁上找你扫码的“创业者”,因为他无权利用公共设施侵犯私人领域;你也不会看到几步一个垃圾箱还是满街垃圾,因为每个人都珍爱自己与他人共享的市容环境;你也不会一声令下就拆除老北京的城墙,因为这是建于数百年前的历史遗产,是北京居民的共同财富,而你无权剥夺他们对这一财富的眷恋。

  对于大陆而言仍需训练的文明理念,早已在日本根深叶茂。

  我们沐猴而冠的“文明古国”名号,恰是日本的适当头衔。

  假以时日,待历史的节点来临,日本将恢复它东亚英格兰的地位,并实现它东方文明魂器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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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以《爱的教育》广为人知,《从亚平宁山脉到安第斯山脉》是原作中篇幅最长的一个“每月故事”,后来被日本人扩写为剧本,就是1984年引进的《寻母三千里》

  乾隆年间,在苏州城南边的吴县有一户沈姓缙绅。沈家的家长沈老爷子,曾经做过太学生,可惜没留下名字。

  清代的秀才分两种,一种是邑庠生,是就读于各地府、县学堂的生员;还有一种叫太学生,是在国子监就读的生员。太学生算天子门生,地位比邑庠生高,又分内班和外班:内班是在北京国子监学习,外班是在全国各地就学。搁到现在可以理解为,沈老爷子的学历是,首都重点高中苏州分校毕业。

  不过这位沈老爷子的学历,最多也就到太学生为止了,连乡试都没过。所以沈家的家境比较尴尬,半书香不门第,在苏州这种地方属于不上不下。

  沈老爷子有两个儿子,老大没留下名字,倒是留下一个颇为风雅的号,叫做“栖云居士”——咱们姑且叫他沈栖云吧。

  沈栖云不是读书的料,仕途注定无望。那时候苏浙一带的商贸很发达,很多读书人觉得做官没前途,就下海从商。沈栖云也决定外出做买卖,而且要干就干个大的——远洋贸易。

  那个时代,远洋贸易是个利润丰厚的行当,但风险极高。且不说风高浪恶的自然环境,单是政府态度,就够这些商人头疼的了。

  大清的开海政策忽紧忽松,总体趋严。康熙年间先后几次开、禁,到了雍正一朝,又推出了一项规定:要求出国做买卖的海商,三年内必须返回一次,否则国籍直接作废。乾隆年间,这条规定执行得越发严格起来,别说本国人,就连外籍人员办理入境手续,都变得特别难。

  这对商人来说,可是个为难的事。海上行船甚慢,还要在沿途销货回款,三年时间往返,其实时间相当紧迫。沈栖云算了一下,决定去安南碰碰运气。当时安南是大清的藩属,它的地理位置远近适中,买卖相对好做,不需要远涉重洋。哪怕海路哪天不行,也有陆路可通大清。

  沈栖云在安南做的什么生意,赚没赚到钱,这个不知道。但他很快碰到了一个巨大的变故,无法回国,只好废居在安南——我猜是违反了三年外贸期限,国籍给废了。

  沈栖云在安南废居期间,碰到一个寄籍在安南的中国华侨姑娘,出身于福建林氏。两人闲着也是闲着,很快结了婚。婚后林氏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老大起名叫沈仁业。

  虽然在安南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但沈栖云一直惦记着回吴县。他东奔西走四处运作,等到沈仁业长到七岁那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沈栖云终于取得了归国许可。

  不知是政策上有限制,还是他自己有私心。沈栖云这次归国,只把长子沈仁业给带上了,老婆和另外一双儿女却暂时留在了安南,两地分居。

  沈仁业只能跟着父亲,踏上归乡的海船。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再次看到母亲的身影要多久。

  这一走,就走了十年。

  在这期间,沈栖云和林氏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他其实也想过,设法把老婆孩子都接回来,但体制森严,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起父亲来,沈仁业对林氏的思念更甚。一个七岁的孩子,正是最需要母亲陪伴的年纪,却被突然带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他日夜思念慈母的关怀与呵护,这种情绪随着时间推移,越发强烈起来。

  乾隆三十九年,沈仁业十七岁,一个消息从安南传到吴县——安南爆发了一场内乱,席卷全境,民众死伤甚重。

  沈仁业担心自己母亲和弟弟、妹妹也被兵灾波及,恳求父亲赶紧去把他们接回来。沈栖云也忧心忡忡,准备动身亲赴安南。

  可就在这时候,沈老爷子却横加阻挠,坚决不允许他去。对沈老爷子来说,那个素未谋面的儿媳妇和两个孙子孙女,没什么感情,但儿子万一丢了性命就不好了。

  父命如山,沈栖云不敢违背,只好留下来。沈仁业心急如焚,但他年纪太小,没法自己前往,只能日夜望着安南方向痛哭流涕。

  又过了三年,乾隆四十二年,沈仁业二十岁。他已是一个成年男子,可以独自出行了。沈仁业告诉父亲和爷爷:“我要去安南找我妈!” 态度十分坚决。

  父亲和爷爷都吓了一跳,坚决反对他这么做。沈仁业便惊号哭泣,跟家里人吵得天翻地覆,甚至开始绝食,表示非走不可。

  好在这时林氏从安南传过来一封家书,说家人暂时无恙,没被兵灾波及。沈仁业这才悻悻放弃绝食。可他想接回母亲的心思,却从未熄灭。

  到了乾隆四十五年,沈家人看沈仁业天天念叨去安南,赶紧给他娶了个媳妇,以为这样一来就能把他给拴住了。没想到沈仁业在婚后仍不改旧志,再一次跟父亲提出,咱们家得赶紧去安南把母亲接回来——你要不去,我去。

  沈栖云实在拗不过儿子,便想了一个办法,说你爷爷年纪大了,我奉孝在家不能远离。这样好了,我写信到安南,你的弟弟也成年了,让他带母亲和姐姐回来不就得了?

  这是个好办法,沈仁业便同意了。

  那时候没有成熟的邮政系统,从苏州到安南之间的通信,只能拜托相熟的商船代转。一往一返,时间极长。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沈栖云先后写了三封信过去,可全部石沉大海,一点回应也没有。

  他们等来的,只有各种坏消息。安南内乱安南内乱越演越烈,港口封禁,商路不畅,几个小老百姓的下落,谁也不会去关心。

  沈氏父子在焦灼中足足等待了四年,还找来很多人去打听。一直到了乾隆四十九年,他们方才得知:因为战乱流离之故,沈仁业的母亲移居到了会安;而沈仁业的弟弟和妹妹则住在顺化姨家,两边几乎不通音讯。

  沈仁业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家里人暂时安然无恙,忧的是,这么下去早晚会出事。前往安南寻母的念头,又一次浮上他的心头。

  父亲要伺候爷爷,那我就自己去。

  这一年沈仁业已经二十七岁,谁也拦不住他的决心。

  除了病魔。

  沈仁业的原配在这一年突然病逝,他被迫中止行程,先处理丧事。随后家里人又给沈仁业娶了一房程氏,沈栖云和沈老爷子宽慰他说,等到安南那边局势稳定了,你再去接不迟。

  没想到,病魔旋踵又至。很快沈栖云和沈老爷子相继病倒,沈仁业汤药侍奉,尽心诚意,安南之行,一次又一次被搁置。

  可惜他的父亲和爷爷,一前一后相继去世。短短一年时间里,沈仁业失去了三位亲人。接二连三的打击,非但没让他打消寻母的念头,反而更加炽热。他对家里人说:“今而不迎母,则非人矣!” ——我再不去找我妈妈,还算是个人吗?

  这时候已经没人能阻止他了。

  办完丧事已是次年,沈仁业把家里的事全托付给叔父,带着父亲的画像和历年来的往来书信,毅然前往安南。临走之前,沈仁业发誓说:”不得母归,不反也。”

  时值乾隆五十年十月,沈仁业已是二十八岁,已近而立。他孤身一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安南的海船。

  这是一次堪称史诗般的旅程。

  他先从吴县坐船到广东,再至琼州,然后穿过北部湾抵达安南。此时安南连年战乱,兵火荼毒,百姓们早就流散在各地,按照原来的地址根本无从寻找。沈仁业只能混在流亡的灾民之中,四处打听。

  他因为衣服太过华美,引起了贼人觊觎。多亏沈仁业机警,及时逃如山中,这才避过一劫。山中险峻,又有虎狼出没。沈仁业多次九死一生,穿涧越岭,脚上被磨出厚厚的茧子。却咬着牙坚持一路寻访,无论什么困难都没能让这位儿子退缩。

  我要我要,找我妈妈

  去到哪里也要找我妈妈

  我的好妈妈没找到

  若你见到她,就劝他回家

  皇天不负有心人,前后找了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沈仁业奇迹般地找到了在会安附近隐居的母亲。

  屈指一算,距离母子上一次相见,已过去了足足二十二年。

  沈仁业的妈妈,早认不出他成年的样子。直到沈仁业拿出父亲的画像和过往书信,林氏这才抱着儿子痛哭流涕。又过了一段时间,沈仁业找到了弟弟和妹妹,他们也幸运地避过了战乱,一家人终于得以再次团聚。

  可是回程却是个大问题,此时安南各地港口都已经关闭,不允许出洋。沈仁业找到当地一个叫翁队禄的官员,把自己的经历讲了一遍。翁队禄被他的孝心所感动,额外破例,给了他们出港通行的牌子,准许归国。

  就这样,沈仁业带着三位亲人,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坐着海船,往吴县赶。就在大船即将接近琼州时,沈仁业远远见到洋面上有一片状如五指的礁群,挡住了行船去路。如果海船靠近,肯定会被礁石撞碎,船上的人都吓哭了。

  沈仁业战战兢兢站在船头,向天乞求说请把我的性命收走,让我妈妈弟弟妹妹活下去吧。说来也怪,刚祈愿完,风向忽然转了,把船吹向琼州,并停在了那里。

  沈仁业长长出了一口气,以为这次总算安全。可他没料到,离开琼州时,又出了意外。

  这次的麻烦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官僚主义。

  沈仁业在琼州为家里人申请入境路牌,没想到当地官府搬出一道政策:”外夷女子例不入中国”,什么意思?你弟弟和妹妹可以回来,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大清人,但你妈是安南人,按照规定不允许入境。

  沈仁业百般辩解,说我母亲祖籍闽南,只是侨居安南,其实也是中国人。但官府不管这一套,翻着眼皮说这是国家规定啊,没法通融,要不你让上头发个文?

  沈仁业一看琼州这说不通,只得先在当地安置好母亲,然后亲奔赴广州上级主管部门。广州那边的官员拿到申请,嘬着牙花子慢悠悠地说:“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转发给琼州有司,让他们研究一下解决办法吧。

  得,把球又踢回去了。

  这下可苦了沈仁业。他为了跑这张批文,在半年内折返琼州和广州之间先后六趟。琼州说我们听上面的,广州说这事你们自己定,互相传球推诿。

  沈仁业急了眼,前头多少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总不能把妈妈卡在最后一步吧?他一捋袖子,自己研究起大清律来。

  俗话说,久病成良医。沈仁业跑文件跑了这么久,多少也成了半个状师。他在故纸堆里,居然翻出康熙十九年的一条判例。

  这条判例的具体内容,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它能帮助沈仁业证明,侨居海外的华人,也算中国人,林氏符合入境资格。琼州一看,哟呵,有理有据,再一想,这小子真够轴的,这种人别惹为妙,这才给林氏颁发了一张路牌。

  最终,林氏以及沈氏兄弟妹妹三人顺利抵达吴县,时间是乾隆五十二年正月。

  从沈仁业动身去安南寻母算起,已过去一年零两个月。从沈仁业第一次提出寻母算起,已过去十三年。

  沈仁业和他妈妈的运气,真是算不错。因为再过一年,安南就会爆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阮氏三兄弟——不是水浒那个,而是阮岳、阮侣、阮惠——起兵造反,推翻了黎氏政权。乾隆派兵意图帮助黎氏复国,结果先胜后败,最后只能被迫承认阮氏政权。就这么个结局,也被他老人家算进十全武功里去了。

  想象一下,如果沈仁业他们再晚走一年,安南恐怕已是全境战火,与大清的水陆通道全数封禁,结果恐怕会更加凄惨。

  林氏在儿子的陪伴下,在吴县渡过了最后的十年时光,这也是她与儿子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嘉庆二年,林氏去世。沈仁业恰好外出没赶回来,嚎啕大哭:“自七岁背母依父者,二十年历波涛兵燹,得迎母归,又止十年也。天何夺我父母之酷,而使不孝,两抱终天之恨也。”

  林氏去世后,沈仁业悲痛过度,一直为自己没能尽孝耿耿于怀,得了重病。三年之后,也郁郁而终,临终之前,他还在跟三个儿子念叨:“予不及葬母,获大戾,衔恨入地,汝等为我速营之,予目瞑矣。”

  时嘉庆五年六月,享年四十五岁。在沈仁业短暂的一生里,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了思念和寻找母亲

  苏州有一个大才子叫江沅,他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很受感动,挥笔写下了一篇《沈孝子传》,把这一切都记下来。后来《同治苏州府志》也节选了一部分,把这件事收录入册。

  那些故事里的人都陆续逝去,不由又让我回想起一幅画面。七岁的沈仁业扶着海船的船舷,惶惑而不安,母亲站在安南码头上的身影在缓缓远离,很快被海雾遮蔽,彻底看不到了。雾气再度散开,母子再次相见,要到二十二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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