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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中国输出防火墙帮俄控制互联网-墙外楼

  俄罗斯将引进中国的防火墙技术过滤互联网,两国高官已经多次讨论在控制互联网领域加强合作。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网络空间充满反普京气氛,在监控互联网方面克里姆林宫是否能取得类似中国那样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网络沙皇、防火墙之父访俄

  俄罗斯正在引进中国的防火墙技术来建立过滤互联网的“红网”。英国卫报说,为探讨在互联网凤凰彩票平台领域合作,普京总统亲信、前联邦安全局局长,目前是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的帕特鲁舍夫今年早些时候访华会晤中共政治局高官。普京总统6月份访问中国时,两国签署了在互联网领域合作的重要文件。有中国网络沙皇之称的中共宣传部副部长,前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以及被称为中国网络防火墙之父的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理事长方滨兴今年4月访问莫斯科时与普京总统的互联网顾问和俄罗斯前电讯部长谢戈廖夫会面。

  报道说,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安全部门的将军,以及亲官方的商界人士正在推动与中国更密切合作。报道说,制裁导致俄罗斯无法从西方获取技术。同中国合作中俄罗斯最需要的就是能获得相关技术,而中国也乐于向俄罗斯伸出援助之手。在俄罗斯有许多生意的华为公司正提供帮助。

  滤网技术俄罗斯化

  卫报有关文章的作者之一,俄罗斯安全专家萨尔塔多夫说,今年春季时已经显而易见,俄罗斯决定在中国的协助下控制互联网,接下来是高层官员的互访谈判。萨尔塔多夫说,目前正处在技术开发阶段,涉及如何控制互联网域名,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过滤和封网,以及开发一种系统,使中国的网络过滤技术能用于俄罗斯网络空间。

  或水土不服

  时事评论人士鲍利沙科夫说,在互联网领域,俄罗斯走的是一条与中国不同的道路,完全用中国的方式控制互联网在俄罗斯未必能行得通。

  鲍利沙科夫:“当局总是想把互联网控制起来,并在网络空间设置许多禁令,但迄今为止,当局的努力都不成功。因为社交媒体现在发展的非常快,人们很快能找到办法在社交媒体上绕过当局的禁令。控制互联网只能引起网民的愤怒,甚至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网民也会对此非常不满。”

  反普京者聚集网络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是2011年,2012年在俄罗斯发生的大规模反普京示威的主要推动力。分析人士说,普京的支持群体主要以电视观众为主,反对者都集中在网凤凰彩票平台络空间。

  俄罗斯的各主要媒体目前都在不同程度上已被当局控制,互联网相对自由。普京政府的批评人士,俄罗斯捍卫网络自由协会领导人沃尔科夫说,俄罗斯正在逼近2018年的总统大选,当局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以及颜色革命等都是主要威胁,因此想把互联网最大程度地控制起来,但中国经验和技术是否能适用于俄罗斯的网络空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沃尔科夫认为,开发控制互联网的相关系统能帮助一些利益集团使用和获取国家预算。

  社交媒体命运是关键

  领英职业社交网站最近在俄罗斯已经被封锁。评论人士鲍利沙科夫说,几家批评普京的网站都已经被当局封杀,但这些反对派网站在社交媒体上仍能轻易打开。

  鲍利沙科夫:“如果当局不对社交媒体真正动手,当局的这些控制互联网的尝试都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网页一旦被封锁,还有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正在网络空间扮演关键角色。”

  制造网络恐怖气氛

  鲍利沙科夫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互联网的控制很可能针对特定目标,并试图在网络空间制造恐怖气氛,让人们害怕因言获罪。

  最近几年来,克里姆林宫控制下的俄罗斯议会已通过许多法律加强对包括对互联网在内的社会各领域的控制。在社交媒体上现在转发违反法律和当局禁令的帖子,比如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因此被判刑和受到刑事处罚的案例越来越多。

  高官否认

  普京总统的高科技顾问克里敏延科对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表示,他不知道是否正在开发有关系统过滤和控制互联网。但他认为,俄罗斯拥有的技术能力不需要中国帮助。

  除了监控互联网外,俄罗斯与中国还强调共同携手抵抗所谓的颜色革命,两国官方媒体也在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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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准备缩减部分针对劳动者的就业保障措施,目的是在经济增速放缓之际帮助企业维持经营。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简称:人社部)的官员已经在征求学者、律师和商界代表的意见,希望找到改善劳动力市场灵活度的办法。

  这意味着中国将对一项全面提高了就业标准的法律进行修改,该法律在2008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期间生效,在此之前,各方曾就如何让劳动者更好地分享国家不断积累的财富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如今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暗示,为保持整体就业水平,现在是重新考虑该法律利弊的时候了,这一次劳动者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

  中国正尝试从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依赖于中产阶层消费群体的更高质量的消费拉动型增长模式。但人们担心,在服务业和高科技行业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之前,传统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就会消失。

  就业保障措施的缩减还将帮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进削减国有工业领域过剩产能的计划,该计划的实施将导致未来几年至少减少180万个工作岗位。

  不过,就业保障的减弱可能加剧社会的不稳定状况——随着工厂关闭,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任何调整都可能会使外来务工人员首先受到冲击,他们已经因工资低和日益打短工而受到挤压。

  上述知情人士称,在由政府牵头进行的协商中,修改上述法律中有关无固定期限(而非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及经济补偿金的条款是争议最大的地方。以低端制造商为代表的企业称,这些规定削弱了它们相对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竞争力。中国低端制造商曾被指抢走了美国的蓝领工作岗位。

  中国政府官员认同这种观点,认为现行《劳动合同法》造成工资上涨并打击雇主创造更多工作岗位的积极性。包括一些企业家和企业高管在内的逾300位人大代表支持修改该法,他们表示,这部法律忽视了企业的权利和利益。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本月敦促人社部加快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预计这一过程将延续至2017年。

  《劳动合同法》是中国10年来对职场监管规定所做的最重大改革。企业和劳动者都争相对这一法律施加影响,政府在征求公众意见时收到了近20万份回复。

  劳工维权人士表示,这项法律的执行是不均衡的。企业一直都在批评这部法律更适合西方发达经济体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规模较大的企业和跨国公司表示它们奉公守法的行为受到了成本更高的惩罚,而很多规模较小的公司违反了规定却几乎不用承担任何后果。

  雇主尤其不喜欢其中一项条款,该条款规定,如果一个员工连续两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么下一次必须签无固定期限合同。

  放宽这类规定可能会让雇主更容易使用非正式和临时的劳动协议,在中国迅速发展的互联网及科技初创企业以及面临需求波动较大问题的制造业企业中,这类劳动协议已经非常普遍。

  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中国劳动法规的副教授阎天称,从长远来看,这应会对中国劳动者产生积极影响,因为降低企业成本会确保稳定增长,而稳定增长进而又能维持就业。

  但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劳动关系的教授常凯认为,降低劳动者权益可能会让经济问题变成社会问题,政府不能仅仅为了降低成本和扶持经济而剥夺劳动者利益。

  人社部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本月的一份报告,人社部已承认,《劳动合同法》实施中围绕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经济补偿金等内容存在一些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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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吴戈

  新闻的基本责任在于发现真相,中国也的确存在被遮蔽的真相有待发现。然而,就在记者们披荆斩棘揭露真相的同时,我们发现在中国社会,真相并不必然导致真知和共识。

  比如最近北京的超市普遍不卖活鱼,新闻界迟到的追问发现真相很简单:全国畜禽水产品抗生素、禁用化合物专项行动,北京大商家根本没信心过检,干脆集体停售,而北京食药监局也怕公开查到的恐怖事实“影响稳定”,反而粉饰太平。

  又比如有学生揭露兰州财大食堂包子发霉,媒体还在主张就事论事,不要打击学校,校方却一面狡辩,一面借助派出所对学生施压,企图否定事实。同时,这位学生也被揭露出平时也热衷于以诡辩术为政府遮羞,主张残酷镇压“公共知识分子”,对外大开杀戒,树立中国霸权。不久前在北京某野生动物园女游客擅自下车被老虎袭击事件,真相已然清楚,但关于当事人过错、园方责任和索赔的规范和价值争论却无穷无尽。

  可见,对已然清楚的事实,三观尽毁、价值崩乱、法治倒退的中国社会,看法仍可能一团乱麻,四分五裂。汇率巨变是事实,但御用经济学家非要强调“其实不是人民币贬值,而是美元升值”;川普胜选是事实,但关于他为什么胜就开始众说纷纭,对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就更是大量矛盾的观点并存。

  这让人不由得想到中国人民思维方式的培养过程。历史上,刘少奇被作为“叛徒、工贼、内奸”打倒时人民觉得罪有应得,平反时人民表示光荣正确,就连他儿子也觉得毛伯伯没有错。现如今,不管是川普胜选、英国脱欧、叙利亚危机还是朝鲜核试验,中国都“或成最大赢家”。

  在民间,昨天开始,大陆大批媒体人在微信上疯转某同行为白血病女儿募捐的消息,殊不知背后隐藏着某企业的炒作。为了吸引眼球给真实事件“加工”不光在新闻界感染,大陆网络上更充斥着假托陈丹青、王朔、刘亚洲等名人之口,为民主自由慷慨陈辞的文章。目的高尚或自以为高尚,手段就可以不讲究到制造谎言,已成大陆社会相当一些人的共识。

  在法律界、新闻界、出版界、学术界、文化界也一样,学者文人们不乏真学问、真问题与真性情,但不论集体还是个别,多还是少,求功名还是只为安放一张书桌,少不了与强权的妥妥协协甚至勾勾搭搭。

  于反思、批判、监督之中看到事实的两面性,看到当局的细微进步当然无可厚非,但借强调这些细微进步而安慰自己“这个时代还没那么糟,千万不要全盘否定”,逃避或者排斥他人对体制的更深批评,就往往属于不自觉的主观过程了。当某些知识分子大叫“中央财政支出”的增加是“民生为重”时,就更是十足的利益,因为这笔钱实为包括部属大学/社科院教授和新华社记者在内的中央财政领薪人员的住房医保支出。

  由于工作体面收入太高,同样是媒体人,也会有人因为出国太多,每每就会觉得国内实在太美好的。他还会进而认为网络信息封锁将容易被境外言论蛊惑的劣等人群管好,却不阻止他这样的精英翻墙,等于通过“智商过滤”保证社会稳定。对中国的现状和改变的路径,这样的高等媒体人甚至有这样的煽动:“人生没那么多时间给你当键盘侠,辩不过就骂,骂不过就砍,恨社会就报复,怨体制就去起义。通缉就逃国外,大不了被枪毙。枪毙都怕,还敢说你看透了这个社会和国家。”

  与之配合的是,中国学界也热衷于“全球治理”。《人民日报》整版讨论“美国为什么遇到这么多问题”提出的诸如“美国陷入国家治理的深层矛盾”、“精英迷失方向”和“西方文明衰败”等判断,即使在西方学者中也大受赞赏。只是中西学者都装作没看到:中国社会科学界也靠深揭狠批美国制度才能混得好,批评中国制度必然穷困潦倒;美国学者若批评中国,可能得不到研究所需的一切合作甚至签证,但反过来迎合中国官方还有钱赚;谷歌还有坚守,但Facebook已接受把内容审核权交给中国“合作伙伴”,以为这样就能亲身入华,以其服务推动言论自由。

  当今世界所有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舆论正受到这个趋势的强烈塑造,因此千万不要以为你读了几篇论文或采访到几个教授就能准确地评价中国。这与不要以为你在中国揭露和传播了真相就决定了真相对中国社会的作用,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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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嘲笑右边的习惯于想通过万言书,来影响朝政,使其获得改良,我不知道右边的万言书有无作用或影响力,但左边的万言书,现在看起来,确实发挥了巨大的政治效力,甚至可以说,戴旭们通过万言书,已攻陷习中央,并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中央高层如何采信这些极左鹰派势力的建言,是一个值得思考与探讨的话题。当然,最终的责任,是决策者承担,苦果,也由决策者品尝。

  南海吹沙造岛向世界示“强”?

  现在我们看到,南海吹沙造岛、示强于世界,是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整个造岛过程遭遇几重阻击,一是南海南边国家对中国的敌意,中国需要通过外交力量,主要是金元外交化解相关国家的联手“维权”;二是美国集结力量,以保卫自由航行的名义,强化其在南海的军事力量;三是菲律宾已诉诸国际海洋法庭,中国要么遵守国际法庭裁决,要么动用更大的外交(金元)力量,有限地化解这一危机。菲总统达到第一个目标之后,开始将虚的价值变为现实的利益,菲国表面上需要法定的海洋与海岛,实际更需要美元。菲总统杜特尔特穿着牛仔裤一趟北京行,一百六十亿美元援助就轻易落入腰包。

  试问:中国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个字:强。

  中国化解了敌对势力的“国际图谋”,使国际法庭的裁定变成一纸空文(但这种化解是暂时的,菲国完全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个“强”字背后,中国造岛成本几何?化解南海相关国家的“不争议”,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陆上的一带一路,数以十亿百亿美元的挥撒,现在又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用数以百亿美元砸水漂,也许有人可以安慰当局:这是国家战略投资,中国因此获得了亚洲周边的政治与经济空间(事实上,制造周边国家敌意,空间只会变得狭小)。

  正是邓、江、胡时代的隐忍国策,特别是跟随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加入国际经贸组织,才拥有如此巨大的成长空间与财富红利,现在一边挥撒几十年的国际经济红利,一边制造与主流国际社会的不信任甚至冲突,这样的经济会持续多久?

  制造出来的海上危机,损已利人

  中国对外似乎有取之不尽的办法、用之不竭的美元,去应对各种国际危机,尽管这些危机多是自造的,是些毫无价值的争端,只为获得自我强大的虚幻感觉,被一些鹰派爱国贼们诱惑着,也被一些极端的民粹们怂恿,一步步的陷入困局。可悲的是,习中央仍然执迷不悟,仍然固执地认为,通过国际性争议,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国家利益。

  海洋权益时代早已结束了,殖民时代,西方列强通过殖民扩张,获得自己的国家利益与资本利益,这一过程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结束。二战之后,我们看到海上大的争端几乎没有了,各国享有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准则,要的是海上航行的自由,以谋取市场利益。而美国在南海不断声明的,也是这一条,美国要海上航行自由,而国际法规定的,海岛的经济权属区与无人居住的屿,不能因为人为造岛而改变其性质,菲律宾正是基于这一点,通过国际海洋法庭获得了法定的认可,而中国在法律层面上,已然失败,如果一意违反法庭裁决,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公愤(中国是相关公约的签署方)。

  苏联在星球大战对抗中,已然失败,所谓的鹰派还在别人早已不玩的海上想玩对抗与扩张,愚昧得不可思议。

  怂恿习中央继续在南海雄起的国家决策,无外乎二点,一是国际战略地位,此位置可以锁住各国海上通行的咽喉,一旦爆发战争,这条生命线将发挥巨大作用;二是,只要人为造岛成功,形成既成事实,中国就拥有这片海域的经济开发权,南海周边诸国就会被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此形成中国军事势力范围,而经济专属权,也使中国拥有海上的石油与矿藏开发。

  中国鹰派要的是宏大政治叙事,菲国则瞄准这一弱点,寻找自己的利益源。

  你政治上宏大地耍横,我要的是经济上得实利。菲新任总统深知中国领导人需要什么,需要他骂美国,他就无底线的骂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人喜欢讲亲情,他马上抬出自己的血统,自己外祖父是中国人,他身上流淌着中华血液,中国希望他与美国断交,与中国成为精神共同体,他口头上马上就可以做到,要与美国断交。

  事实是,至今美国没有收到菲国正式通知断交的函件,而菲总统从中国回国后,也坦承,与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符合菲国最大的利益。并坦言,菲国需要美元,美国不可能提供,只有中国可以提供,而且,中国不摧债,甚至到期后还可以免债。如此毫无顾忌地通过地缘政治,获得巨大的国家利益,在菲国百姓看来,他也许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总统,尽管手法非常流氓低级,但它确实符合菲国最大的政治经济需要。对于中共,是不是通过巨大的美元攻势,又养育了一个替代北朝鲜金家的战略合作流氓政府?

  戴旭们参与制造中国南海困局

  中共在南海陷入外交困境,军方与社会上的极端势力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我们翻开早前军方所谓的鹰派势力公开的万言书,就可以看到这一势力对习中央的决策,有着多么强大的误导力。军方在胡锦涛时代就开始南海吹沙造岛。建造三峡之时,毕竟还有一个论证与经济回报时间表,但造价远高于三峡的南海造岛工程,人们既没有看到论证过程,也没有看到经济回报数据,只凭军方势力以所谓国家海洋权益的宏大叙事,就贸然上马,现在落得个骑虎难下的困局。

  戴旭在其万言书中认为:“继东北亚、台海之后,美国正在将此地开辟为第三大海空战场。”所以,要趁着美国在其它地区安全没有搞定之时,迅速造岛,占领南海制高点,“要破除恐美症。纵观俄美关系可以看出,美国是尊重强者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见,军方通过制造南海冲突,废止邓小平主导的韬光养晦的国策蓄谋已久。他们为什么要鼓动胡中央、习中央与美国在几无意义的南海产生冲突?这当然是军方做大自己、并掩盖军方普遍腐败的最有效的方式,只要与美国产生哪怕是像征性冲突,党国政府必然要更多的经费投资于军队,军方就可以借此牵着中央的鼻子走。因为军方完全知道,中央最高领导人好大喜功,把所谓的国家形像利益放在首位,为了所谓的抗衡美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戴旭完全知道南海冲突的后果:“可以肯定,欧、美、俄、日、印等当今世界大国或集团在南海问题上都不会支持中国”,与当年的八国联军入侵一样。八国联军是慈禧纵容义和团拳匪之乱,造成外国军队为保护自己的使馆与侨民、传教士而出兵,慈禧也只能出逃陕西才躲过一劫。现在戴旭们又像义和团一样,以为自己刀枪不入,只顾制造国际性冲突,至于后果,那由皇上去处理吧。

  戴旭反对“克制”,认为:“克制”,无异于抱薪救火。还认为敢于争议是一种自信,“中国不怕。惟其不怕,才能和解。”满嘴的爱国狂言之后,居然还以利诱党中央上钩:“军事战略重点转移到南海地区,还可以带动中国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大大促进‘十二五’新兴产业的发展。”戴旭还认为:只要中国卷入南海诸国的军备竞争之后,中国就可以拉动相关的产业,这样国民经济就可以上一个台阶。

  军备竞赛在南海周边国家间展开之时,外交攻防战火亦正在燃起,菲律宾当然不敢轻易与美国解除军事关系,而日本亦携巨资,开展对菲的金元攻势。这样的比拼,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助力作用?对南海诸国与中国的关系有积极意义?

  做大南海的冲突,习中央一定要闭门三思,到底会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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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钟伟

  京沪深房价当然是巨大的泡沫

  对这一点并不需要太多怀疑。我们可以用三个例子来解释。

  一是如果你有兴趣看看在京沪不少单套住宅过千万的小区,不难发现,这些小区凌乱地停满了自行车、电摩、老年代步车。这些出行工具的存在,绝对不是因为业主有多么重视环保,而往往是他们最常用的出行方式。廉价出行方式本身,显示出几乎绝大部分业主都已丧失了在当下价格水平下购买新房的能力,他们之所以还能居住在千万豪宅之内,无非是因为其买得早,很可能不是目前收入高。

  二是如果你在京沪生活,有统计数据显示,京沪中位数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在约12万元,位列前20%的高收入家庭的年可支配收入为约20万元。假定你是个月入2万的收入不菲的白领,省下50%的收入去养房,京沪最廉价可居住的住宅可能要每套300万。这意味着,作为高收入白领的你,收入也追赶不上哪怕每年5%的房价涨幅,凭一己之力去买房,也几乎不再可能。

  三是如果我们计算一下京沪深的住宅市值,可能会发现其荒诞。粗略估计北京约有800万套住宅,每套300万元,则市值约为24万亿元。那么京沪深的住宅市值目前很可能超过70万亿元,这还不包这三个城市酒店、商铺、写字楼等在内。而当下沪深港三地股市的全部上市公司的市值之和,也就仅仅70万亿。

  如果常识告诉我们,作为普罗大众的我们住不起、买不起这么贵的住宅,这三个城市的住宅甚至超过了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如此庞大的上市公司的价值时,试图要回避甚至否定一线城市的房价泡沫,很困难。

  为什么京沪深房价如此之贵?

  对此也并不难解释,大城市病和最富裕的一代人共同催生了房价奇迹。

  一是大城市病。以北京为例,五环内面积约为750平方公里,占北京行政区划面积的约5%,但是教育、医疗、就业、娱乐、创新等各种资源,几乎全部集中在五环之内。如果不合理界定大都市的核心功能,不疏解功能、分散资源,就不太可能解决过多的人、财、物过度超载地集聚在狭窄区域内的都市病问题。但疏浚城市功能,打造宜居城市,谈何容易!例如大堆央企,金融机构、外资和民营企业总部在市扎堆,带来了高房价的同时,还带来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消费和就业,谁愿意离开?

  二是最富裕的一代人。出生在1955-1980年代的人群,也许是中国最富裕的国民,当然“最富裕”是相对而非绝对,即这些年代的人,其拥有的财富和其收入相比,是最为庞大的。不是货币工资差异造成了贫富分化,而是你是否买房等财富差异,造成了贫富分化。我将这群人称为最富裕人群的理由有三:一是这些人经历了中国最快速的货币化进程,从1998年到2015年,中国GDP增长了约8倍,城镇职工货币工资收入也增长了约8倍,但广义货币M2增长了14倍。二是这些人经历了中国城市化带来的资产价格膨胀最快的阶段。1998年至今,京沪深的房价可能上涨了约15倍,主要上涨是在2005年之后。三是这些人经历了中国家庭最轻税负和最高储蓄率的阶段。说国人税负轻可能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争议,但中国家庭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约40%的份额仅提供了政府税收的约8%,中国企业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约50%却支撑了政府税收的约70%。中国家庭税轻加之储蓄意愿强烈,造就了最有钱买房和储蓄的特殊阶段。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过去十年,不是你的工资,而是你有无多买房,造就了你是穷还是富。

  三是最悬殊的收入分配。许多人可能会惊讶,目前京沪深新房价格动辄过千万,谁仍有买房实力?据说在美国,占据人口约0.1%的富人,拥有美国家庭部门80%的财富。而在中国,约120万人拥有37万亿可投资金融资产,而全部中国民众的可投资金融资产约为100万亿。正是这万分之一的国民,仍拥有强大的购房能力,仍拥有在京沪深购入新房能力者,可能已不足中国居民的0.1%.

  过去20年,货币化、城市化和贫富悬殊,推动了繁华大都市的房价,目前为止,大都市病尚未明显缓解。

  京沪深房价泡沫何时见顶甚至崩溃?

  泡沫之后?也许是更大的泡沫,也许是泡沫崩溃。判断京沪深房价是否是泡沫并不困难,但要判断泡沫何时破灭却极端困难,甚至不可能精准判断。如果资产价格泡沫崩溃可预测,那人类大致就可以避免了。也许我们可以粗略地观察两个快变量,两个慢变量来观察泡沫的存亡。

  两个快变量分别是人民币广义货币的增速,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

  股票和债券对利率、汇率等的反应和价格调整非常迅速,几乎没有粘性,但楼市价格似乎有较强的粘性。陈启宗曾言,在日本和香港,当货币当局对M2的增速从10%以上逐渐放缓至个位数,是一个危险时期,通常在M2增速从10%跌落至8%的大约数年内,房价就会不堪压力。我没有验证过这个说法,但当下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增速似乎在放缓,2017年期待货币政策大放水是不现实的。

  另一个快变量是人民币汇率,我们可以基本不看人们对货币篮子、对SDR或者其他复杂参照基准的汇率变动,仅仅需要观察人民币对美元指数的变动。目前看,美元似乎处于一个强势周期的中后段,很可能未来1-2年,人民币兑美元仍呈有序贬值之势。但如果我们观察到人民币汇率反转,则需要予以警惕。因为这种汇率反转意味着京沪深房价泄气阀的关闭,并且很可能汇率反转并没有伴随中国经济增速或者外汇储备余额的回升。

  两个慢变量是储蓄率和家庭部门税制。

  目前中国家庭部门的纳税是很少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房产税都没有有效征管甚至没有开征,这是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觉得自身比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还有钱的重要原因。一个相对理想化的政策设计是首先开征遗产税,然后完善个人所得税,尤其是分项纳税之后的综合报税纳税是否有效十分重要。然后是作为财产税的房产税的普遍开征。考虑到京沪深不足2%的住宅租金收益率,房产税的开征必然导致房价剧烈下调。当我们觉得只有死亡和税收不能避免时,已经意味着流向楼市的货币加速枯竭。

  另一个慢变量是储蓄率,中国最富裕的群体正在逐渐老去,我相信85后、90后要比其父母辈相对穷困得多。中国生育率的陡峭下行,以及年轻群体对高消费的渴望,使中国家庭储蓄率的下行节奏飞快。徐滇庆的研究指出,东亚经济体高成长阶段的高储蓄率通常仅能维持20-30年。曾经高储蓄率的日本,家庭部门的储蓄率已降至零以下,甚至不及美国的约6%。徐教授估计2030-2035年中国储蓄率将会显著下行。我相信中国90后在人到中年时,应该积攒不下什么钱财,其目前买房买车甚至日常消费的啃老行为,即意味着其储蓄率为负,因此中国家庭部门储蓄率的下行会比日本更快,其也必然带来房价难以为继。

  京沪深房价,曾经神话,仍然神话,见证神话破灭,运气不好的话,也许并不需等待慢变量,快变量也许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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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不妙。在国际媒体与一些什么投资专家的不断推测下,其币值持续下跌逾一年了。这有持续性的逐步下跌对中国的经济不利,因为促长了人民币有不断下跌的预期,投资者不会乐意把资金注入中国。另一方面,为了规避风险,在内地持有人民币的,会偏于按官价兑换外币,汇到香港或其他地方去。换言之,人民币有了目前的持续性的下跌预期,对经济的发展不利。

  在这不幸的发展中我察觉到两项不寻常的现象。其一是今天的中国内地基本上没有通胀,有些地方甚至有通缩。没有通胀,币值不断下跌显然不是因为货币的购买力减弱,而是源于一些预期的变动。我们不容易指出这些预期是些什么。其二是我注意到一些地下钱庄,汇为量不大的钱到香港需要等待几天,据说是因为香港变得不容易找人民币的买家。为了考查中国的经济发展,我断断续续地跟进了这些地下钱庄的运作数十年。这些运作北京上头当然知得清楚。地下钱庄的活动主要是协助小生意的运作,一般的情况对经济的发展有利。历来的情况,是这些钱庄把人民币兑港元汇出去,款项不大的,其速度甚高,但近来却要等几天。

  我的理解,是小款汇出要用上几天可不是因为政府的干预,而是不容易找到买家。更为奇怪是终于成交的汇价可不是什么黑市汇率,而是官价。这跟二十多年前人民币有弱势时地下出现的黑市汇率不同。我的解释是黑市汇率的厘定要通过市场的讯息与交易费用的运作才出现,而今天还没有厘定了的黑市价。按官价成交,地下的仁兄要找人民币的买家就要多找一两天了。这也可见人民币的国际币值,在我执笔时的今天,还算不上是有偏高的好证据。

  如果人民币的国际币值真的是偏高,需要下跌,北京要让之下跌,但不要一点一点地跌,因为后者会促成不良的预期。然而,上文可见,我们看不到人民币有偏高的证据。既没有通胀,也没有黑市汇率的出现,有的是中国的经济前景不好,加上外间众说纷纭,炒家们落井下石。北京的朋友处理经济的方法使好些做生意的人失望。不要算我在内:我只是个学者,无足轻重。

  市场预期这回事,经济学者历来说的多,懂的少。我不例外。如果人民币今天的跌势只是源于市场的预期,我倒可以建议一些止跌的有效方案。这方案有四项可以协助的准备,然后来一招简单的釜底抽薪。

  先谈四项准备吧。

  一、撤销劳动合同法。这项我建议过多次,而几个月前也听到北京打算撤销或修改。不要修改,要撤销。这撤销当然不能立刻执行,但北京要尽早公布决定何时撤销。这会阻慢投资者转向印度或越南等地设厂的速度。我们不应该反对内资转向外地赚钱,但为恐人民币继续下跌而急于把资金外撤是不应该鼓励的。撤销劳动合同法也会鼓励外资进入中国。我们要知道外资多进口一元会远比中国货多出口一元,对人民币的币值支持为大,因为一元外资进口会促使同一投资者继续带进外资。

  二、撤销反垄断法。对外资而言,此法是他们的大忌。我曾经是美国的反托拉斯专家,知道很难找到该法例对经济有好处的案例。垄断对经济发展的祸害主要是政府主导或支持着的垄断,这类垄断今天的中国多得很,可惜反垄断的法例却反不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撤销反垄断法会鼓励外资的引进,尤其是那些持有发明专利的外资企业。

  三、撤销房产的限购。这会鼓励资金留在内地,从而减弱内资外移的意向。如果有关当局认为楼价过高,增加兴建楼房的土地与楼房供应才是可取的方法,或多建公路、地铁等交通设施,让城市居民扩散开去。换言之,要挽留人民币在内地,限购房产有相反的效果。

  四、让利率自由浮动。几年前北京公布过这决定,但今天看显然没有真的执行。长远一点看,一个无锚的货币制度不可以真的让利率自由浮动,因为这制度久不久要调校利率来调控经济。然而,在目前,利率浮动上升会减低人民币下降的压力。我多次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作为人民币之锚,要放弃调控利率。但今天人民币有弱势,不宜引进我建议的。如果几年前引进我建议的货币守锚制度,人民币不会出现今天的麻烦。目前看,人民币要转弱为强,不需要太多的外汇储备维护币值,才可以安全地引进我建议的下锚制度。

  有了上述的四项准备,北京就来一招简单的釜底抽薪!这是略为减少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不要管其他的货币量,只管钞票。这是最易执行的货币政策,而且力道甚强。央行的朋友对钞票的数量当然有足够的掌握,至于应否减低钞票的总量还是只减低钞票量的增加速度,他们可以选择。我认为减低钞票的总量可能需要。要记着,调控钞票量对币值的影响力甚强,有道的经济学者知道,而香港采用的钞票局的经验也支持着这一点——那是一九八四年的经验,我为当时的财政司彭励治跟进过。我无从判断今天人民币可以或应该考虑的釜底抽薪——抽起一些钞票量——要抽多少,但央行的朋友可以逐步尝试。另一方面,我认为人民币目前的困难不严重,北京还不需要学香港当年,大放外币在内地通用。

  就算北京的朋友完全不管我在上文提出的四项准备,减低人民币的钞票发行量对人民币的国际汇值也一定有助。加上那四项则更为容易,甚至可能不需要釜底抽薪。没有通胀,人民币汇值下跌的处理应该是难度不高的。只是不断地下跌带来的预期对经济不利,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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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叶不活跃

  很久没写这个系列了,这两天被“支付鸨”这事儿恶心了一下,来一篇吧。

  阿里巴巴想做社交,这早就不是新闻了。?但每次出手确实都能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毕竟能每次都恶心到他们的用户,确实也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从昨天彭蕾的公告《错了就是错了》来看,他们确实没弄明白自己被讨厌的原因,也没打算弄明白。仍然是准备继续这么把用户操下去,只不过下次可能又换一种姿势操而已。

  我也没觉得我说的他们会听,就是分析分析为什么支付宝的社交尝试总会失败。还是那句话,我就是个开淘宝店的,不是专业互联网人士,用词可能不准确,观点可能不准确,大家自己参考。

  支付宝的人如果真从我这里?吸收观点做改进,麻烦记得付费,咨询费10万元人民币。

  然后是惯例的广告。我的淘宝店:淘宝店地址点这里 店内商品介绍及推荐点这里

  ?先提一个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对个人信息层次的分类。

  第一类是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等。这一类属于保护需求层级低的个人信息。

  第二类是电话、住址、工作具体信息等。这一类属于保护需求层级中的个人信息。

  第三类是银行帐号、身份证、户口本、真实收入、日常消费记录等。这一类属于保护需求层级高的个人信息。

  越往后,越是个人用户不愿意暴露给别人的信息,因为其中包含的个人隐私更多,暴露后产生危险的可能也越大。尤其第三类,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财产安全。

  而信息暴露,分为主动暴露和被动暴露。

  按照社会关系类型,我把网络社交分为三类:陌生人社交、熟人社交(网络上的熟人,由陌生人转化而来)、现实社交(这里指以现实生活的关系,比如工作、亲友等代入网络的社交行为)。

  在陌生人社交中,用户一般不会主动暴露第二和第三类信息。第一类信息也很少会在开始主动暴露,在陌生人逐渐转为熟人的过程中可能会有部分第一类信息信息主动暴露。

  在熟人社交中,用户有很多是了解自己社交对象的部分第一类信息的。所以在熟人社交环境里,第二类信息会成为用户做出部分主动暴露的信息,但第三类信息一般仍然是不会主动暴露的。

  而在现实社交中,由于用户基本在现实生活里也有交往,所以对交流对象的第一第二类信息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这类用户也不太会主动暴露第三类信息,甚至可能会更谨慎的保护第三类信息。?

  最重要的是,所有社交需求中,用户都会抵触被动的信息暴露,也就是被软件/应用开发方进行的非自愿的信息暴露。

  ?下面就以总被拿来做对比的微信,来和支付宝做一些对比。寻找其中的差异,也就明白为什么支付宝总是做出问题了。

  这里要着重提出的一点就是,用户在使用某个软件/应用的时候,会因为其使用需求而产生相应的信息保密方面的需求,这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比如一个用户同时用三个社交软件,因为其需求不同,可能在A软件上采取完全匿名方式,在B软件上采取使用部分个人信息的方式,在C软件上则完全使用真实个人信息。

  但不能说因为他在C软件会展示全部个人信息,就让A软件的管理者认为“他信息反正都泄漏光了,我凭什么不能泄漏”,于是对用户信息不进行足够的保密——这是流氓。

  下面谈两个应用的差别。

  微信是一个熟人社交+现实社交为主,陌生人社交为辅的社交工具。

  支付宝是一个在信息安全需求上,基本等同于陌生人社交的支付工具。?

  这决定了二者的用户,在针对这两个应用的使用需求中,包括了对个人信息、个人隐私较高程度保密的需求。因此用户会希望自己来控制个人信息的暴露程度,也就是通过控制主动暴露信息程度的方式来获得隐私保护,而不希望出现无法掌控的被动暴露。

  微信和企鹅自己的QQ?有个差别,QQ上兼有陌生人社交、熟人社交、现实社交的使用场景。而微信里加的人大多数是要么已经认识的网络上的熟人,要么是生活里有联系的亲戚、同学、同事、朋友等等。陌生人社交的需求在这里只是一个辅助。熟人社交和现实社交,决定了微信的用户群体,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会有比较高的信息安全需求。用户并不想自己在应用中的消费行为被动公开,也不想自己的生活状态、喜怒哀乐被动公开。微信在这一点做得很好。朋友圈可以很简单的自主选择公开范围,微信支付的所有消费行为都不会被别人看到,给别人转帐、发红包也不会留给对方自己的重要个人信息。这种使用方式增强了用户的安全感。

  “我的消费行为是保密的”,这让用户可以更放心的使用微信作为支付手段。

  反观支付宝,由于其核心属性是“淘宝、天猫的支付手段”,附带的也都是依托于此的各种涉及个人信用体系的功能,因此从一开始,支付宝的用户对信息安全的需求就是最高的。而由于长年以来淘宝积累下来的各种个人信息问题,用户其实已经有了一种潜在心理:“老子恨不得姓名地址电话身份证都不用真的”。这一点不用多说,基本应该都有体会。

  简而言之,就是支付宝的用户,有着最高等级的信息安全需求,但从他们使用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或多或少的知道自己已经处于一定程度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被动暴露的情况之下了。

  但支付宝的用户群和微信用户群,状态是不同的。进入到微xin里面的社交,基本都是基于”已经认识“。而支付宝的用户,是基于”我谁也不认识“。在一个谁也不认识的纯陌生人环境里,人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需求是最高的,这是一种本能的防备心理。

  ”我不希望卖家知道我的地址“,催生了菜鸟驿站。”我不希望人家知道我叫什么“,催生了大家各种异想天开的收货姓名。”我不希望人家知道我电话“,催生了电话双持,备用号码的常见化。

  而这样的用户需求进入到支付宝里面,就更严重了。因为支付宝里有更多的第三类个人信息,这里面几乎包括了一个人所有能用到的与自身财务状况有关的隐私。姓名电话地址身份证户口本学历学位储蓄卡信用卡贷款信息等等等等……一个个人信息安全需求如此高的软件里,用户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把自己全暴露给别人。

  支付宝之前就干过这种事儿,于是收获了无数骂声最后宣告失败。

  对大多数支付宝用户来说,需要的只是一个安全保密的支付工具。你可以做社交,但要先把用户的信息保密做好。然而支付宝的产品经理们却一直在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知道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几乎全部的信用信息,于是就总想利用这一点来成就社交之路。但……支付宝的用户却是最不希望把个人隐私和信息拿出来交流的用户。

  不论你是卖东西的商家,还是和我有互相转帐的人。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买过什么,我不想让你知道我姓名地址电话,我不想让你对我很了解。因为我不认识你。但这种信息暴露的程度,用户又很难控制,而是被支付宝控制着,也就是被动暴露。

  所以就会看到,支付宝不断想用自己掌握的信息来搞定社交,但他们的用户从不买账。因为支付宝拿出来挥舞的胡萝卜,恰恰就是用户想藏起来的冬储粮。没有人希望自己在和一个陌生人交往或搭讪的下一分钟,对方就能把自己查个一清二楚。相亲都不能这么干,更何况和一个网上的陌生人。

  同一个用户,一个有网络支付需求的用户。会选择怎么看都很有隐私、很安全的微信?还是会选择恨不得一有机会就把自己有钱没钱有多少钱之类事情卖出去的支付宝?

  前者是用户可以控制主动暴露信息的程度,后者是基本处于被动暴露信息的状态。

  闭着眼睛也能想清楚了。

  ?

  ?

  现在回到前面提过的,支付宝彭蕾那篇《错了就是错了!》。里面她说:

  ”圈子是不是个好产品,当然他是“(应该用”它“,这是错别字。)

  我说,它不是。

  支付宝适合的,不是基于”用户信用体系“、”用户真实信息齐备“的熟人社交、现实社交。而是最保护隐私的陌生人社交。要做陌生人社交,那就要有与之匹配的隐私保护级别。

  圈子是一个陌生人社交产品,但它却是基于现实社交级别的隐私保护。也就是做最需要隐私的产品却采用最不保护隐私的策略。你能成功?除非用户都放弃隐私了。

  ?真要想做社交,支付宝也不是不可以。

  基于上亿日活的巨大基数,做陌生人社交,采用陌生人社交的隐私保护,就有出路。

  还沉醉于对用户信息的掌握里,做多少尝试也是白搭。

  从这所谓的”道歉“声明来看,没有反思,没有清醒。除非真听了我的劝,否则下次尝试还是笑话。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听。

  所以,我等着看下一次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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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一个我身边的例子。

  我的好朋友,混血白人古巴裔二代,他们一家也是在庆祝卡斯特罗的死。这个举动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毕竟我没经历过人家父亲曾经经历的一切。所以我只在我的回答里谈一谈我和我好朋友的父亲交谈中得到的信息。全部如实记录,但口述者是否有造假,我不评论。以我对他们一家的了解,我倾向于他们没有说谎。

  朋友的父亲现在是FL一个著名的牙医和整容医生,年收入就不必说了。生活水平大概是四五处房产+一座度假岛。子女全部一路贵族小学,中学,大学上来,可以说过的算是elite的生活了。这位父亲极其痛恨卡斯特罗。在交谈中无数次用cursing words诅咒老卡。当然,他们更恨老卡之前的政府,就是后来逃亡西班牙的老B领导的政府。

  在这位父亲的口述里,老卡的确某种意义上消除了古巴的贫困,但引来了更多的问题。老卡的举动好似一张均贫卡,把所有中产拉到了底线,而富裕的政府官员依然富得流油。所以高票答案里所说的古巴难民都是既得利益阶层是不对的。老卡的政策并没有触及这些人的利益,相反这些人依然富得流油。而中产被拉下去了,底层的确被拉上来了一些。这位父亲来自的家庭是中产,自然而然成了受害者。后来这位父亲全家中了美国彩票绿卡,举家迁移美国佛罗里达。临走前,卡斯特罗政府将他们的家产近乎于抄光,基本上只留了衣服给他们。这一点让这一家更加痛恨卡斯特罗,以及其所代表的政府。

  后来这位父亲来到美国,实现了自己典型的美国梦。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了学位,上了大学,读了Md,考了证,开了医院,娶了当地白妹,家境殷实,社会地位也有,也算彻底完成了美国梦。但即便如此,提起卡斯特罗他依然咬牙切齿。

  我知道这个帖子下有很多人视卡斯特罗为民主英雄,但恰恰别忘了,你们的观感不重要,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古巴移民和难民老百姓的观感才重要。人民,尤其是中产人民没那么多高尚的诉求,他们要的无非就是更好的生活。老卡的政策逼得这一家背井离乡,现在在所谓灯塔国开枝散叶,你又让这一家怎能不痛恨老卡,感激美国呢?

  单纯评价老卡的话,他们的说法是,勇士(老卡)战胜了恶魔(前任老B政府),但自己也长出了鳞片和獠牙。老卡的理念,甚至出发点是好的,但实质上老卡政府做的一切,毁掉了他们的家庭曾经平静的生活,而他们家只是古巴千千万万的中产家庭其中之一。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一家对于卡斯特罗的仇恨。

  顺便说一下,这一家人是川普和共和党的铁票仓。这家人几乎反对democrats的大多数政策,尤其是AA。有意思的是,这位古巴父亲还曾经亲口跟我说过,他最尊重的两类移民,一类是古巴政治移民,另外一类就是华裔移民(不是非法)。因为这两类移民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奋斗自己的美国梦。而说起AA则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语气。

  再顺便说一下,和墨西哥移民不同,古巴移民算美国移民中,素质较高的一批。做医生的居多(类似华裔移民爱做EE/CS)。美国社会也是会优胜劣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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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先生曾担任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代表中国主持复关及入世谈判;在国人中,他算是非常懂西方的。

  最近,他的外孙女儿也去美国留学了。他说:我原来一直不太同意我们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但我的外孙女去年就到了美国, 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我们都抗拒不了的。

  龙先生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国情讲起,谈了他对中外教育的看法,很坦白,也非常难得,今天和大家分享 ……

  正文如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到 2010 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当时,全球媒体都在热议,什么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会超过美国?

  这时,澳大利亚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们暂且不要讨论中国的经济总量什么时候能够超过美国,先问问另外三个 “什么时候”:

  第一,什么时候全球的精英会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而不是像今天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 欧洲留学?

  第二,什么时候全球的年轻人会最欣赏中国的电影、文化、书籍,而不是像今天他们最喜欢的是美国、欧洲的电影、书籍、音乐?

  第三,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会首选中国的品牌?这 “三问” 确实打中了中国的要害。

  特别是第一个问题,欧美教育能够吸引全球人士到他们国家学习,说明了全球精英对他们教育内在价值的认同,包括中国政府职员。

  我原来一直不太同意我们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但我的外孙女去年就到了美国,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我们都抗拒不了的。

  这 “三问” 说明,在讨论中国的经济时,一些理智的人士已经开始考虑中国以教育为核心的软实力了。而我从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也确实感到,教育的问题不仅仅关乎教育,还关乎我们整个国家的竞争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时;

  2. 教育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01

  现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

  一是经济转型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把过去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关注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上来,而质量的问题,说到底是要整个国家形成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目标的价值认同。过去我们说某个地方的经济质量好不好是看它的 GDP;现在要看经济增长了以后, 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好处。过去提到提高城镇化就是盖房子,现在的城镇化是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经济转型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时候,专注于人的发展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面临的第二大的问题是创新。

  不久前,美国的报纸都在讨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他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不鼓励创新,不鼓励独立自由的思维。如果教育出的孩子没有创新的能力、创新的思维,我国的创新是不可持续的,只能搞一些表面文章,一阵风就过去了;或者是只能在少数尖端的、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领域实现少数创新,而不能实现全民创新。对此,教育承担着极大的历史性责任。

  我们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正常的政商关系。

  这看起来和教育不相关,实际上有着很深刻的关系。我们应该真正培养起一种平等的意识,让我们的孩子不再追求高高在上的做官的感觉,使孩子知道不是有钱就高人一等。

  我们的孩子从小最愿意当班长、中队长、大队长,而且为了当中队长、大队长不惜让家长跟老师搞好关系,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常的办法。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平等意识深入人心。

  很多年前我到新西兰访问,新西兰的大使到机场接我,他说:”很抱歉,您再等一下,我还要接我们的副总理。” 等了一会儿,新西兰副总理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和大家一起走出通道。大使走上去迎接,副总理说:”还要麻烦你给我看着包, 我要去取行李!” 拿到大行李准备乘车,外面只有一个司机等着他。

  像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去年参加博鳌论坛,论坛结束后,我跟美国驻华大使说待会儿飞机上见,因为我想他肯定是和我们一起坐头等舱的。结果上了飞机,这位大使带着美国的一些大亨们,全部坐的经济舱。这就是美国,不超过规定时间你不能坐商务舱。

  所以,如果教育能帮助孩子们树立民主、平等的意识,这会对解决中国的官场文化、政治文化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02

  在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教育可以有哪些作为?

  我们的软实力问题很大部分反映在我们的话语权上。我们一再抱怨中国的话语权与综合国力不相称,这正说明我们的软实力存在严重问题。

  我们过去没有话语权,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有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我在联合国工作,因为联合国的会议很多,所以即使是我们这些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外交官也被分配到一些会场上,代表中国表态,表态就是话语权。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表态,只记住几条原则,比如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意的,我们就同意,他们反对的就反对,没有自己的判断。

  还有以前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凡是碰到西方发达国家提出要提高保护环境的标准,我们自然就会抵触。当时我们想,你们搞了几十年的工业化,把经济发展起来了,现在我们发展中国家刚要发展,你就提出环保标准要提高,这是陷阱,这是骗局,我们不能同意。现在想想真是荒唐。我们这几年吃了很多环境的亏,北京连续五十多天的雾霾。我们现在才知道,保护环境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了自己。

  这些问题全是我们观念上的问题。过去,我们从短期的利益出发来表达观点,话语权越多,对国家的形象和名声造成的损失就越大。所以增强软实力的核心问题在于,要以怎样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看待自己。

  在教育中,从小培养孩子们对世界正确的认识,才能使我们在发展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提高自己的地位。

  03

  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我还想在培养孩子的问题上特别强调几点:

  一是培养孩子的诚信。

  不说谎是基本底线,但是我们今天的孩子没有几个不说谎的。我弟弟的孩子在美国出生,在美国受教育,他和国内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别人会嘲笑他是 “傻老美” ——不会见风使舵,不会说假话,傻。我们的孩子精得很,看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是谁培养的?家长培养的,教师培养的,学校大环境培养的。一个家长突然接到老板、上司的电话,他明明在公园游玩,却当着孩子的面公然说自己很忙,这才是一个电话, 以后会有十个、 二十个电话,慢慢地,你说孩子的诚信哪去了?

  在国际交往中,外国人最怕我们撒谎、不诚信。我在和美国几任谈判代表谈判时,不管谈得好不好,坚守的底线是绝对不欺骗。后来我们谈判成功了,很多美国代表到中国来访问,他们都会对我说:”龙先生,你有时候很强硬,今天之所以我们还能成为朋友,是因为那么多年来你从来没骗过我们,这是我们最欣赏你的。”

  去年我参加中美的一个会谈,当时基辛格就谈道:”中美两国要建立一个长久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建立互信,而建立互信的基础是你们不再骗我们。”这话讲的是很尖锐的。我们扪心自问,有的时候做得真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教育就要贯穿诚信这一最基本的道理。

  二是培养责任感, 这是培养优秀社会公民最核心的问题。

  中国在入世的时候,对全世界承诺遵守经济贸易规则,所以世界各国都把中国当成市场经济俱乐部的成员,开始贸易往来。但是这种关系是很脆弱的,一旦中国对这种承诺放松了,我们很可能会失去国际的信任。要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在国际上才会有政治的公信力。

  有一次,我到日内瓦的一个公园散步。我到公共厕所去,发现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在厕所里面 “玩”,我当时想小孩真调皮,怎么玩到厕所里来了。等我走出厕所,一位 40 来岁的中年妇女就着急地迎上来问:”先生,我的孩子上厕所, 进去 20 分钟了还没有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 我进去一看,小孩正急得满头大汗,我问:”你在干什么?” 他说:”我上完厕所以后, 不知道怎么冲水。”原来冲水马桶是新式的,他没见过,为了冲水,在里面折腾了二十分钟。我帮他冲掉以后,他说了很多次谢谢。我非常感动,这就是责任心,是他所受的教育带给他的,我想,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一个很能担当的人。

  其实我们中国的小孩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的一位同事从小就把孩子带到瑞士,这孩子就特别有责任感。有一次中国代表团到日内瓦去谈判,休息的时候到河上去划船,把孩子也带上了。有两位老兄喝完可乐以后,顺手把可乐瓶丢到身后。这个小孩看见后,一下子脸变得煞白,认为这是对环境的破坏。因为在不同的环境里成长,中国孩子也有了强烈的责任感,这都是教育的问题。

  作为一个搞经济的人,我就是从以上角度来看待好的教育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对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基本意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竟然有那么多人离开自己的国家,那么多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教育问题涉及很多人, 涉及很多方面,涉及国家的未来。真正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很不容易,希望更多的人去探索、去努力。

  (本文根据龙永图先生演讲整理而成,原载于《当代教育家》杂志 201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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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给临沂最高领导汇报,我们南北道回民庄这二年给政府配合得太好,我们清真市不需要给配合了!我这样说,南北道清真市这些年给临沂市出力很大,相信党的号召,相信习总书记的那个,某些领导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复杂,要搞起来民族不好,十九大了。我就是南北道清真市治安部主任,我就是北道村主任、南道村主任,我就是北道书记、南道书记。南北道就我马启行说了算!你既然要全程监控,我就要给你监到底。我就说了,南北道清真市、南道、北道谁要再给政府合作,谁要再给政府友好,就没世界了。叫市委书记,我去给他谈,我就叫临沂市乱,我要叫临沂市乱大了!叫临沂市最乱!我要不叫临沂市最乱了,我就不叫马启行!南道北道我说了算。北道什么X书记,北道三个书记算个屌啊,北道村委算个屌啊,南道书记算个屌啊,南道村主任算个屌啊!我给你说实话,我就说北道书记算个X,北道村长算个X,南道书记算个X,南道村委算个X!到底谁说了算?南北道清真市就我马启行说了算!北道清真寺XXX他说了不算,南北道清真市就我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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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1月29日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的最后一批听众提问中,有人问及一个问题:人民币持续贬值会不会引发中国货币改革?当时我回答说不会,因为今年几个国家货币都出了严重问题,中国会吸取教训,继续通过控制汇率稳定人民币。本文分析中国政府近期内为何不会实施货币改革。

  2016年:三个国家遭遇本国“货币诅咒”

  自2016年初以来,委内瑞拉、蒙古与印度三国先后陷入通胀危机。

  先简述委内瑞拉的情况。自从查韦斯当政以来,依托本国主要资源石油的收入建立了所谓“社会主义高福利体系”,让拉美左派联盟一众国家羡慕不已。近几年,国际能源供求格局大变,委内瑞拉依托石油的单一经济就支撑不住,发生经济危机,各种物质尤其是粮食等生活基本物品供应短缺,物价飞涨,陷入恶性通货膨胀,面值100,500和1000玻利瓦尔的纸币供应在2015年增加了一倍。今年一季度,通胀率已高达720%;到11月,有专家认为该国通胀率高达1500%。

  委内瑞拉现在已经处在地狱的入口处。人民承受着食品、药物,乃至厕纸等必需品严重短缺的折磨,这张短缺的清单还在陆续增添新的项目,没有电视看,也无法打电话,饥饿蔓延全国。最近的消息是:委内瑞拉国民买东西需要带着一手推车的钱去付款,一个奶酪玉米饼售价近1000玻利瓦尔。在黑市上,一美元可以换到1000以上的玻利瓦尔。在一家餐厅享用一顿美好的晚餐需要支付厚达一块砖的纸币。这情景,国际社会认为类似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通胀,但中国人更容易想起国民政府败退大陆前夕的“法币改革”后的贬值情形。

  印度则从另一个角度警醒中国。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11月8日宣布旨在打击印度的贪污和地下经济的“废钞令”之后,全国经济运行已陷入麻烦。原因是:1、被宣布废除的500和1000卢比面值的钞票占这个亚洲第三大经济体流动性的80%以上;2、印度经济总规模2万亿美元,零售业占到其中的56%;3、由于新版大面值钞票难以获得,只有小面值钞票流通,产生了消费停滞的现象。加之换到新版2000卢比大额纸钞的人,又因为囤积心理和找零短缺,无法顺利使用。因此,整个印度经济发生了流动性危机。印度界线资本预计,2016/17财年印度GDP增长率或因此下降4.1个百分点。“废钞令”引发的严重后果是:在不到两周内,绝大多数企业的资金链发生断裂:卡车因没有现金加油而停运;工人因发不出工资而停工;下家因销售停滞而无法支付货款。据估计,这种状况还将持续六个月。

  这场麻烦虽然属于自找,但说明这个被世界看好的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有多脆弱。

  蒙古国自今年7月底以来,货币连跌近一个月,成为继委内瑞拉之后,又一个崩盘的资源大国。只因该国太小,世界大都忽视了这个国家的困境。

  中国政府不会冒货币改革的风险

  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成为外部观察者眼中的“完美独裁”,在于始终有危机意识。上述三国,蒙古是近邻,印度同属金砖四国,委内瑞拉是拿了中国不少援助的老朋友。每个国家的困境都会让北京看到自身可能存在的漏洞。比如看到印度换钞引起的麻烦,首先就会庆幸自己多年来货币发行策略的正确性与前瞻性:宁可多支付印钞成本,也要守住不发行500元、1000元大钞的底线。其次则会认为自家对货币信用的思路的正确性。中共多年来反复强调“苏联亡党亡国之教训”,高通胀就是其中之一。多年来滥发钞票,本已严重自损政府信用,但不轻启所谓“改革”之门,最后还是政府受益。

  中国金融系统的问题很多很麻烦,现任总理李克强接任之初曾雄心勃勃地想大动手术。所谓“李克强经济学”的主旨是约束政府行为,纠正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的过度膨胀,其中“结束财政刺激”,就是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去杠杆化”,就是抑制信贷增长,大幅削减债务;“推行结构改革”内容则更丰富,包括金融自由化,对财政系统、生产要素价格、土地使用、行政控制、垄断、收入分配以及户口登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政策的目的是:用短痛换取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但一届任期行将结束,金融系统的运作几乎是穿旧鞋,走老路。我在《“李克强经济学”的制度基础何在》等几篇文章中指出,非不改也,是不能也。

  既然如此,中国更加不可能在金融系统面临种种严重问题之时再推出风险极大的货币改革,至少在明年9月十九大高层权力换届之前绝对没有这一可能。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前述的几大国家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印度的“废钞令”提供的就是所谓“货币改革”的教训。二是国民政府金圆券改革历史的联想。三则是无人敢提出货币改革动议。

  为什么现阶段无人敢提出货币改革?

  中共的党史教育当中,国民政府最后陷入政治失败、军事失败与经济失败等全方位失败当中,其中经济失败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国民政府通过发行金圆券,进行所谓“法币改革”,导致民心尽丧,财政迅速崩溃。

  金元券于1948年8月开始发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虽只使用10个月左右,但币值却贬为发行之初时的两万分之一。向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建议推行法币政策的经济学家冀朝鼎,其实是中共派遣至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卧底,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冀朝鼎向国民政府献策以搞垮国民政府财政之功,虽然直到近年方才公诸于世,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高层却是知情者,因此一直对通货膨胀怀有高度警惕之情。我当年虽知冀朝鼎在党内经济学界地位很高,却根本不知其地位重要的来由。直到《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8月载文揭秘,才知当年冀朝鼎是潜伏在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奉命建议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制造通胀与民争利,方知他之地位,不在于立言,而在于事功:潜伏敌营,在中共与国民政府逐鹿之战的关键时刻,狠狠向敌人的心脏刺了致命一刀。

  有了冀朝鼎这前事之师,估计国内金融界与经济学界基本无人敢提币制改革这回事了。那些有西方留学背景的金融货币专家们远离货币改革话题,除了冀朝鼎这个红色间谍的往事之外,还有另一个西方的红色间谍故事也会提醒他们裹足不前。

  上世纪40年代,美国曾发生一起红色间谍案,案件的主角是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金融奇才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怀特的一生业绩与国际金融史两大事件相关:他不仅与大名鼎鼎的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同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者;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奠基人。1945年12月,《布雷顿森林协定》生效,结束了长期混乱的国际金融旧秩序,建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这一新的金融体系为西方资本国家主导20世纪并赢得冷战铺平了道路。由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创举,怀特被视为资本主义世界和美国的“英雄”。1946年1月23日,杜鲁门总统提名怀特为IMF执行董事。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里面有来自30个不同源头的信息(包括已经投案的间谍伊丽莎白·本特利)对怀特的指控。据《外交事务》杂志报道,1934年到美国财政部后,怀特很快编织了一张为苏联服务的地下网络,开始了危险的“鼹鼠生涯”。 这一间谍身份的指控,成了怀特政治生涯的“滑铁卢”,并导致他猝然离世。

  一中一外两位经济学家成为红色巨谍的故事,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加之中国现在言禁严厉,据说是“不拍马不行,拍马拍得不对也不行”,这种情况下,若不是嫌自己活得太舒服想找麻烦,真没几个人敢去上“货币改革”的奏折。

  货币如同国家对民众的经济信用契约。历史上,任何货币改革都是一场不公平的财富重新分配。较之于其他类型的金融改革,货币改革最容易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可以断言,除了山穷水尽,北京绝对不会开启这个潘多拉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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